向郭说甲、乙等各完成自己即是至好，王弼则以甲、乙等皆须反本。
改制是公羊学的微言，亦是经世致用最集中的体现，同时招致的非议也最多。同时，在三统之上，董仲舒更有五帝、九皇的讲法。
王者三而止，其上则绌为五帝，更上则推而远之，曰九皇。自古以徕，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75]《春秋繁露义证》，第142页。如苏舆以为亲周指的是差世远近以为亲疏，即有新的王朝兴起，则周在时间上离新的王朝最近，故有亲周之说，而董子没有以周为新的二王后之意。但公羊学中的文指的是礼制上的尊尊之义，并非物质文明，所以康氏以太平世为大文的说法，未必符合公羊学的原意。
……秦始皇、李斯能焚儒生百家之书，而不能禁其不腹诽也。首先是继位顺序的问题。没有读者听众，经典并不存在，同时，其所承载的道，如果没有读者，也不存在。
气的发动乃是合理的运动或行为。这便是绝对命令的公式，也是道德的原理。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乱兴亡事变，圣贤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晓得所以然，谓之道。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生存便是气的活动，生存即气动。
在自主的个体参与的感应活动中，生存不仅是对普遍道理的追求，而且是普遍道理对个体的召唤。善气所生，安得不寿？鄙则恶气也，所感者亦恶。
用来教导世人的经典便是内含天理、形式可人的物理实体。普遍之道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机制才能将自己转换为具体的事情并借此而存在。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性或理的出现乃是为了普遍之道的存在论证明，即通过普遍之理的在场证明公共之道的合法性：此道乃是合理的原理。
召唤与追求之间构成了感应。传统理学重理而轻心，进而重道理而轻自我。朱熹曰：看来‘道字，只是晓得那而已。经典产生于圣贤之手，体现了圣贤的心声、满载了圣贤的气息。
至诚感通之理，知道者为能识之。男在女上阴从阳动，故为女归之象。
宋明理学的道理感应论解决了早期自然感应论的难题，即只有符合理的气质活动才是正当的。谁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
故，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王阳明曰：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相对于具体之事，依赖于形式化与普遍化而产生的道缺乏了具体事情的基本性质。荀子清楚地指出：性者，天之就也。普遍观念，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乃是一种经历了若干过程的产物：正确的行走能够通达某个目的地，人们进而将这一行走进行对象化或经验化，从而形成道路：由此可以通达某处的途径。
普遍而超越之理的出场确保了气质的感应活动的正当性。我将经典激活、让经典中的道理通过气质活动激发我身上的相应气质，从而达到变化气质、洗心革面的目的。
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圣人之心所引发的气质活动无不合理。
世虽贵之哉，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这种物理载体便是经典，如书籍、音乐和礼仪等可以感知的存在而在场。
从自主感应论来看，生存即感应，它不仅表现为人类对普遍行为原理的遵循与道德的操守，而且也是个体自由的实现，它是普遍的道理对行为人的召唤，也是自主的自我对普遍道理的追求。二程曰：故人力行，先须要知。作为规则的道是人们合理行为的公共原理，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没有人心的活动，道理什么都不是。
简单地说，八卦之象预示了万事与万物。董仲舒曰：身之名，取诸天。
抽象而普遍之道绝不同于具体之事。不应说道圣人不言，这道理便不在。
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或者说，它不是特定的行为原理、规范或方法，而是公共的行为原理。
荀子通过解释乐教，详细描述了感应的发生形态：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绝对天理才是确保文本成为经典的最终依据。作为超越的实体，理一定不是气质之物，既然不是气质之物，它便无法感动。因此，无论是道本身，还是记载了道的经典，都是僵死的存在。
由此产生了道的第二个内涵即方法，作为方法的道乃是对具体行为的经验化。自主的自我才是感应或生存的决定者。
同样，没有气，理便无法获得现实存在。生存过程也是教化过程。
三月，大约只是言其久，不是真个足头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道有羿之道和夫子之道。